8月25日

　　新華網上海12月9日電(新華社“中國網事”記者黃安琪) 黃國強和林尊耀分坐在法庭旁聽席左右兩邊，一樣紅著眼眶，一樣心情忐忑。一審宣判九個多月後，復旦投毒案二審8日在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。黃國強來自四川，林尊耀來自廣東。為了日夜牽掛的孩子，他們再次踏上傷心地——上海。
　　上午十點，二審準時開庭。林森浩被帶上法庭。這一次，他也是低著頭，沒有看父親一眼，匆匆而過。旁聽席上，林尊耀卻忍不住潸然淚下。他摘下眼鏡，默默擦去涌出的淚水。
　　從2013年農曆春節至今，林尊耀只在法庭上見過兒子，並且大多時間看到的都是後背，也沒有和兒子說過話。
　　“他在第一次開庭被帶進來時看過我。但後來不知怎麼回事，總是低著頭進，低著頭出。”林尊耀說完，深深地嘆了口氣。
　　而受害者黃洋的父親黃國強穿著兒子為他買的羽絨服，戴著一頂黑色鴨舌帽，坐在法庭的另一邊。每當庭審提及林森浩加害黃洋的細節，他總是紅了眼眶，又默默咽下淚水。身邊，妻子靠著他，早已淚流不止。
　　在公訴人訊問林森浩的環節中，59歲的林尊耀不止一次大聲用家鄉話喊出聲來，直到被審判長警告如有下次將被逐出法庭。後來他告訴記者，他是想讓兒子“大膽地把知道的一切說出來”。
　　林尊耀始終堅信：“我孩子不會凶狠、惡毒、陰險到那個程度。他是我孩子，我對他非常瞭解。一審的結果不好，我也有一定的責任。”
　　同樣為了兒子，林尊耀曾被媒體“圍攻”至牆角默默流淚。他努力剋服自己內向的性格，主動接受媒體採訪。“以前，有一些媒體誤會我，我感覺自己這樣做也不好，那樣做也不好。現在，我看到媒體還是有點害怕，因為我的表述能力很差，什麼也不懂。”
　　而為了跑案子，黃國強也幾乎跑遍了大半個上海。
　　黃浦區檢察院、市公安局文保分局、市檢察院二分院、律師事務所……他能清晰地記得這些機關或機構的具體地點和去訪時間。為了省錢，他住過上海市中心每天50元的地下旅館，且總是選擇公交出行。“有一次從地鐵四號線東安路站出發去一號線汶水路站，我不知道上海火車站四號線換一號線要出站換乘，就坐公交車回到上海體育館站坐一號線，饒了大半圈，多花了一個多小時。”
　　原本各自為兒子而努力的兩位父親，在一審宣判後，曾在上海碰面。據黃國強回憶：“我們在旅館附近碰到了，我和黃洋媽媽馬上回到旅館去。在值班室，我們把門關上，不願和他談。因為黃洋媽媽看見他就想起黃洋，很傷心，我的心情也很煩躁。而且，透過門我們看見一個年輕人拿出手機在拍照，感覺像在作秀，目的性、功利心太強。我當時就給110打了電話，也給黃洋的同學打了電話，希望他們過來將林森浩的父親帶走。”
　　此後，林尊耀和親人兩次去黃國強家道歉。“有一次，我們去那住了幾天，每天趕著早中晚的飯點去敲門，都無人應答。”
　　而黃國強則表示，他們確實不在家，“但就算在家也不願意見他們。雖然我們對林森浩的家人沒有敵意，也很同情他們，但實在無法接受他們的道歉。”
　　二審結束後，兩位父親又將各自回到家鄉，繼續或漫長或短暫的等待。
　　林尊耀以前在私營小廠里做技術工管理，後來下崗多年。如今，他守著一個十來平方米的小雜貨店，和妻子與一個女兒過活。“小兒子還在讀書，學費由兩個已經出嫁的姐姐負擔。”林尊耀說，原本性格開朗活潑的小兒子如今也是沉默寡言，時常把自己鎖在房間。
　　“出事後，我感覺天都塌下來了。我命苦。弟弟現在讀的專業不好找工作，哥哥會讀書，又出事。我們歲數都很大。他媽媽生病，每天要服藥，對以後的生活非常擔憂。”林尊耀說：“現在只是希望法律能作出公正的判決。”
　　兒子出事前，黃國強在兒子母校榮縣中學做臨時宿舍管理員。現在，他和妻子能領到計生部門的失獨補貼，每人每月300元。加上妻子的退休工資，勉強度日，因為其中的大部分要用來給妻子買藥治病。“洋洋是全家的希望，也是獨子。我們相信依法治國，相信法律是公正的，希望維持原判。案子哪怕再長，我們都要堅持下去，懲凶追責！”
　　“(我)向黃洋的父母親人道歉。不要因為我的事情，雙方父母成為對立面。如果僥幸我還有機會，我會竭盡全力補償；如果我走了，希望你們走出陰影，好好活下去。”林森浩在二審最後陳述階段如是說。
(原標題：法庭內外，兩個父親——“復旦投毒案”二審開庭側記)
編輯：SN182